邵荃麟在桂林
作 者：丘振声 曾有云 魏华龄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
298邵荃麟(1906-1971)，文艺理论家。浙江省慈谿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到1940年间，在浙江金华参加省委领导文化小组工作，后担任由东南局领导的东南文委书记。1939年主编《东南战线》。“皖南事变”前夕，局势日益恶化，按照党的指示和安排，他于1940年底从金华转移到了桂林，担任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领导当时桂林的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先后担任过《力报》主笔，文化供应社编辑和《文化杂志》主编，还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工作。
一
邵荃麟初到桂林，同爱人葛琴一起在《力报》馆工作，葛琴接替聂绀弩任副刊《新垦地》编辑，邵荃麟则在报社任主笔，每周负责写几篇社论，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予以有力的揭露和抨击，深受读者欢迎。“皖南事变”发生，他在报社不便再呆下去，正好当时桂林一家规模最大的进步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扩展业务，该社编辑部主任傅彬然，便聘他为专任编辑，着手筹办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文化杂志》。它以自由研究的态度，介绍，批评和讨论各种学术思想，提高研究风气，促进学术中国化，理论现实化的运动，为建立民族的新文化尽力。该刊内容包括：（一）一般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文艺、科学理论的专著、翻译、研究报告、名著介绍、批评及读书笔记；（二）关于西南文化的专著、翻译，研究报告，名著介绍及批评，还有国内外文化动向分析及重要文化消息报导，文化通讯等。作者有文化，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如金仲华、张铁生、千家驹，秦柳方、李达，王亚南、何香凝、柳亚子，茅盾、艾芜、田汉、司马文森、骆宾基等。这个刊物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指出当时文化战线的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杂志》于1941年8月10日创刊，当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进步文化受到压抑，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运动处于低潮。为了重振抗战文化，邵荃麟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代发刊词《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思想，对抗战形势与文化建设运动作了基本的总结，并对大众化工作、学术研究与创造工作、学校教育工作、文化食粮流通问题，爱护与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工作者应有的态度与作风等方面都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着重指出，“在现阶段中，民族新道德的建立，已成为抗战迫切之要求，文化更应成为转移社会风气的先驱。”对当时文化界中确实存在的若干恶劣作风，诸如投机的市侩主义的嚣张，门户宗派的倾轧毁谤，学术界的浮泛浅薄，甚至借文化以渔猎名利，假权力以陷害异己等等，他认为“此种作风不除，则学术文化将无以昌明”。因此，“文化人对自己的学术与创造必须认识其对社会的责任。”同时，他还诚挚地希望全国文化界人士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全国人民对文化生活的热烈要求，想一想文化界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可见，邵荃麟是十分重视和强调文化工作者对社会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二
邵荃麟不仅是一个编辑，更重要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他除了担任文协桂林分会的常务理事职务之外，又是分会研究部的副部长、理论组组长，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部的研究员，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文艺理论工作上，高举战斗的旗帜，尽到了作为一个党的文艺理论家的职责。特别是当文艺运动处于低潮，文化界市侩主义抬头，一度出现一种表面热闹、实际冷落，外象虚胖、内里贫血的现象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写了好几篇理论联系实际的文艺评论，如《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1941年8月《文化杂志》创刊号)、 《对于当前文化界的若干感想》（1942年6月《文化杂志》第5期）、《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1942年《文艺生活》第1卷第5期）、《建立新的美学观点》(1941年《建设研究》第5卷第5期)、《向深处挖掘》（1942年《文化杂志》第1卷第6期），《重振抗战文艺战线》(1942年《艺丛》第1期)。这几篇文章都是针对前面提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而发的。邵荃麟根据党的文艺政策，对当时国统区特别是桂林的文艺运动，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总结，并提出了重振抗战文艺战线的任务，指明了文艺工作者前进的方向。
邵荃麟不但关心作家的物质生活，更关心作家的精神生活。他说：“我们通常所谓作家生活，是包括作家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而在作家来说，精神生活尤其重要。因为写作乃一种精神劳动，作者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物质上的享受，而是人类历史的真实与真理，他们所欲创造的乃人类新的现实或国民底新的精神。因此，作家对他的写作是看作一种为了人类新的幸福生活底创造事业，并不是把它看作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职业。”
关于文艺创作，邵荃麟也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和祖国与人民的立场上，提出极为精辟的观点。他在《建设新的美学观点》一文中曾指出：“一切凡是促进我们民族力量的成长，和使国民生活向上的，就是不可分割的唯一的善和美。因此，一切为祖国与人民而牺牲的英勇战斗，为民族谋福利的斗争行为，战时刻苦的集体斗争生活，以及民族战争新的英雄人物，在我们看来都是美的，反之，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都是丑恶。在艺术的创造上，我们必须从这种新的观点上去寻找主题。通过艺术的手腕来唤起人民对民族奋斗的创造的热情i和指示未来的灿烂的前途。这种前途不是玄虚的，而是将由人民的实际斗争去获得的。因此，更明确的说法，就是所谓美，它必然是含有创造的和革命的实践意义的。”他号召“艺术家必须去探求这些本质，发掘和发扬这些优美的本质，从而去克除旧传统的不健康毒素，建立健康的明朗的美的生活，这不仅是艺术家的事，然而艺术家却具有其不能避免的任务。”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不但在49多年前具有指导意义，就是到了今天，也仍然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
三
邵荃麟非常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为了培养文艺青年，并给青年提供一个适当的园地，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还协同葛琴创办了《青年文艺》杂志，对文艺青年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发表了不少文学新兵的作品，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同时，他在文化供应社主编了几套以广大青年为服务对象的丛书，如文学创作丛书，中学略读文选和各科知识手册等。其中文学创作丛书一共编了两辑，每辑12册，有陈白尘《大地回春》（剧本），蒋牧良《从大别山到唐河》（报告文学）、绀弩《杜鹃花》（长篇童话）、骆宾基《吴非有》（中篇小说）、艾芜《荒地》（短篇小说），荃麟《英雄》（短篇小说），葛琴《伴侣》（短篇小说），司马文森《蠢货》（短篇小说）、沙汀《同志间》（报告文学），茅盾《见闻杂记》（散文），宋云彬《浅草》（杂文），艾青《黎明的通知》（诗集）。此外还有谷斯范的《新水浒》（长篇小说），荃麟编的《创作小说选》，艾芜的《翻译小说选》和《文学手册》。这些都是当时文化供应社最畅销的书，有的几次再版，在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邵荃麟编书，处处都为读者着想，特别是对青年读者，他是费了心机的。例如他编《创作小说选》，从作者的简历，到每篇作品的主题和学习的要点，都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和提示，帮助读者看懂学好，这是与一般的选辑所不同，的。他不仅从作品的本身进行剖析，而且注意从思想上积极引导，根据当时文艺青年的思想倾向，有针对性地在《序言》中加以分析指导。他认为：“今天一般青年朋友，对于小说的理解和欣赏，还往往不够和不能深入。许多读者还只是陶醉在小说的曲折情节里，或仅仅被激动于故事的表面紧张和缠绵，而缺乏更深入的从作品里面去探求它本质的社会意义，甚至有些人欢喜小说，只因为它是一种轻松有趣的读物。这种现象不可否认是普遍地存在着，因此，一些富于情节和趣味的庸俗作品，便到处受人欢迎。从这种现象上看来，所谓‘小说是闲书’这种浅薄的观念，仍然或多或少的残存在人们头脑中间，这需要我们继续去克服它”。为了帮助青年们较好地去欣赏文学作品，他建议青年们“首先应该去认识这篇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说，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所诉说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种主题有时并不是看过一遍就能明白，需要再三细读始能领悟的”。他举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为例，对这篇作品初读时，有人也许会觉得是一个滑稽的喜剧；但是多看几遍，便渐渐体会出作者深刻的悲痛和愤怒。只有到这个时候，才会欣赏到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才能看到作品的现实性。对于如何创作和欣赏文学作品的问题，他在《序言》中进一步指出：“对于一篇好的小说的欣赏是应该具有和作者在创作时同样的严肃态度，把它作为消遣品去随意浏览，实在是一种罪过”。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作者和读者来说，仍然是颇有启发。
邵荃麟不但关心文学新兵的成长，同时也关心广大青年的成长，他先后写了《爱与憎》、《旧话重提》、《高尔基论学习》、《生活琐话》、《暑假中的工作和学习问题》、《以人类之子的名义》等短论和随笔，发表在《中学生》和《野草》杂志上。他不但关心青年们的看书学习，对青年们的生活也非常关注，他在《生活琐话》这篇短文中，对“生活”有过富于哲理性的论述：“一天到晚，只想到更好的环境中去生活的人，是个失去战斗勇气的弱者，但是一个从不懂得去理解更好的生活环境的人，却是个没有出息者。”
由于邵荃麟当时担负着党的工作和繁重的编辑任务，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作，在桂林只写了十多个短篇，后来收入《英雄》、《宿店》和《荒唐的人》等几个小说集里。他还翻译了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包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俄）托思妥也夫斯基著，文光版）和《游击队员范思加》（（苏）弗兰欧门著，文献版）等在内的文学作品。关于他工作繁忙情况，他在1943年3月写的《<荒唐的人>题记》中谈到：“这两年来，我创作的产量是减少了，……穷和忙固然是原因。”至于“忙”的程度，他在《作家生活自述》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实在是连最少的闲暇也被挤光了。”他的工作紧张的程度，由此可以想见。
邵荃麟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题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全是一些社会上最委琐最卑微的人物，”而不是那些悲壮慷慨的英雄人物。其所以如此，这同他当时的生活有关。抗战期间，他多半的时间是奔波在一些小城市中间，接触到的也多半是一些下层的平民。邵荃麟是主张在描写那些史诗式的英雄奇迹和可歌可泣的故事与人物的同时，也要描写那些从平凡的生活中间挣扎出来的卑微人物，因为他们也是英雄。
四
1943年初，文化供应社进行改组，由钱实甫（原为民团周刊社、建设书店负责人）接管编辑部，排斥进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邵荃麟不得不离开文化供应社。就在这年的夏天，他接受一位朋友的邀请，同葛琴一道去全州度假。原来打算在那里多读点书，并且计划写一个长篇，不料一到全州就害起病来，整整五六十天时间，结果，读书和写作的计划都落空了。其后又由于书店的催促，到11月上旬便又由全州回到桂林。
邵荃麟的体质一直很弱，经过一场大病之后，加上工作的劳累，肺病又复发了，身体也越来越坏。他不大喜欢活动，在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别的嗜好，就是吸烟往往连续不断。尽管身体不好，但是他对工作、对党的事业却是那样高度负责，干起来总是没完没了。除了写作看书，就是接待来找他的朋友和同志。他平日说话不多，看起来非常严肃冷静，但对人却又十分诚恳热情，他关心朋友和同志比关心自己为重，特别是关心进步的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他一再为作家的生活呼吁，并为作家的生活和权益的保障问题大造舆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在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内迁，辗转来到桂林，许多作家长途跋涉，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从住宿，生活到工作，都需要安置，许多具体问题急待解决，他当时费了许多心机，想了许多办法，使许多文化人在生活上得到关切和照顾，感受到党的温暖。
日本帝国主义快要占领衡阳的时候，桂林进行大疏散，邵荃麟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和安排所有进步作家和文化人的安全撤退，从旅费到交通工具都得关心和照料。这时，他身患肺病，加上孩子的拖累，心里很着急，但是为了党的工作，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工作者，而自己却顾不上疾病的折磨，一直坚持到最后时刻。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作家王鲁彦不幸于8月20日在桂林病逝。王鲁彦的丧事，是邵荃麟主持和料理的，王鲁彦的追悼会于8月20日，举行，他以全国文协代表的名义致了悼词，对王鲁彦的一生，及其文学活动，给予高度的评价。直到办完王鲁彦的丧事，所有的文化人安全撤离，他自己才匆匆地离开桂林，而这时的桂林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了。
原载《学术论坛》198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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