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文森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成就（二）

司马文森从小酷爱文学，靠他的勤奋和熟悉生活，很早便从事文学创作。30年代在上海，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时期，就以林娜为笔名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他创作生涯最旺盛的年代则是来到桂林之后。这一时期，他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加之风雷激荡的伟大抗战斗争生活，为其提供丰富多彩的创作题材。肩负着民族与时代的重任，鞭策他以笔当枪，唤醒民众，奔赴战场。强烈的创作愿望，激越的情感，似咆哮奔腾的扬子江水，一泻千里，难以自控。因此，在他从事大量的社会工作之余，总是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地写呀写，从而被大家公认为这一时期的“高产作家”。1939年2月至1940年2月，这一年并非其创作高峰年，但至少也写了13万字以上的作品。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小说、剧本，文艺评论，均有佳作，而尤以小说的成就最为卓著。由于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辛勤耕耘，因而取得了创作上空前的大丰收。据不完全的统计，在桂林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便创作发表了百多篇（部）作品，创作出版了17部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集及中、长篇小说、童话故事。堪称为他的文学生涯中的极盛时期。他一生中共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10部中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和6部童话故事。而这时期便创作了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9部，短篇小说集4部，童话故事5部。其数量之多，不仅在其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揭露国民党军政机构的腐败，抨击封建恶势力的罪恶，针砭这一切扼杀抗日救国的生机，是司马文森小说创作的量大特点。抗战爆发后，司马文森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极为反感，尤其是经过了在国民党军队一段生活之后，对此更为深恶痛绝。他认为“只有使这些卑鄙恶劣的不良现象彻底澄清，才能使我们的抗战更和胜利接近”。因此，他极力“提倡以带有讽刺性、暴露性的短篇小说”，对这些不良现象痛加揭露鞭笞。短篇小说《大时代的小人物》就是实践其创作主张的头一篇讽刺小说。作品写一位姓章的国民党准尉司书，见别人升官，他发牢骚，也想升官。于是，对上司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他气壮如牛，实则胆小如鼠，他鼓励女同事不要害怕，但空袭警报刚响，却头一个跑去躲。当人们把他从树洞里拖出来时，他哼着“这生活我过不下……”，胆汁也被吓破了，“眼皮往下一盍，便断气了”。把一个梦想升官往上爬的庸俗无能之辈讽刺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初露作者幽默诙谐的讽刺风格，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像《大时代的小人物》之类作品，还只停留在对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的揭露批判上；那么，中篇小说《南线》，则矛头直指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揭露更为深刻，鞭挞更有力。该篇在《国民公论》发表时，编者特地加上按语，盛赞这是“正面表现南线战史最有系统的一部小说”。作者在谈到其创作缘由时，也指出，关于表现南线战场，已在《粤北散记》和《一个英雄的经历》两个集子中有所反映，“然而都是一些比较零碎的断片”。以后，又写了中篇小说《天才的悲剧》（又名《尚仲衣教授》），算是“不完全零碎断片的东西”。现在，“我写《南线》的企图心，比之在写《天才的悲剧》时还要大。过去我所写的东西，只限于零碎的点线而不是完整的面，换一句话说，就是我只能做到表现在整个大海中的某一点小浪泡而已，在这儿，我要的已不是那小小的浪泡，我要表现着整个咆哮着的海洋。”  “除此而外我还企图着指出南战场（同样现象也许不只南战场才存在着）初期失败的某一部分内在原因。”显然，司马文森是打算通过《南线》这部小说，较完整地描写南线战场，从中揭示南线战场乃至整个抗战前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某一部分内在原因——指挥者的腐朽无能，损公肥私和军纪败坏。小说的主人公是“雄据南方战线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徐汉东将军”。他，官运亨通，靠其善于钻营和所谓“显赫的战功”升迁军长，委以重任，驻守海防，指挥南线战事。然而，就在驻守海防的一年多里，却带头大搞走私活动，要阻止敌人偷袭登陆的海防，实际上已成了不设防的港口。日寇乘虚而入，连陷二城，迫近旷州（实指广州）。此时，他落荒先逃，临走前将宪兵司令和警察局长叫来当替死鬼，要他俩坚守阵地。不久，旷州失守，整个南线战场兵败如山倒。这个“常胜将军”束手无策，终于成了常败司令，一副狼狈相：“把头低着，面上的皱纹和忧愁，随着战况的恶化增多了”，  “常常失眠”。与先前那种耀武扬威、骄横跋扈的神态形成强烈对照，完全暴露其色厉内荏，腐败无能的真面目，也揭示了南线战场败北的不可避免。这部中篇，独具一格，进一步显示了作者善于观察分析事物和高超的艺术手法。通篇人物不多，只有常胜将军及其常胜部队。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官便带出什么样的兵。从徐汉东身上，可以懂得其手下的兵，反之，由徐汉东统率的部队，可以看到他本人，作者正是紧紧抓住徐汉东这位冒牌的常胜将军及其冒牌的常胜部队相互关系，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刻画剖析，生动地揭露了国民党军队的腐朽本质。小说开头，作者以极其简练的文字介绍了这位常胜将军之后，接着便又简略介绍这支由其一手栽培起来的部队，其所以“被称为常胜的铁之部队，主要的特点是：打仗不怕死，能狠命的冲”（其实作品指的是亡命之徒，引者），“另一个特点是军风纪的极端恶劣”。如此大发国难财的乌合之众，惨败无疑。不信，请看：“当敌人已进了城，……士兵们在甜睡中，长官还有许多逗留在他的情妇家里的。当他们听见枪声，喊杀声，刚来得及爬起身，已有大半被围困且缴去武装，仓皇突围而出的，也是残缺不全，不是仅带着枪没带刺刀的，便是只穿裤子没穿上衣，情形是那样的叫人哭笑不得的。战事发展到第二天清早，城市已去了两个，师部还不知道。当他们知道了，想指挥自己的部队作战，却临时发生了参谋找不到参谋长，参谋长又找不到师长”。这样腐败无能，不堪一击的军队，居然被冠以“常胜的铁之部队”；而靠这种军队起家的人，则居然被捧为常胜将军，青云直上。那么，读者不禁要问：号称铁一般的常胜部队既如此低劣，则其它的一般部队，其军风纪和战斗力更可想而知。“常胜”二字，确是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有力讽刺。应该指出的是：像作者敢于这样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无情揭露鞭笞，敢于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如此痛快淋漓地公诸于众，这在当时还属绝无仅有的。

上面提到，作者写中篇小说《天才的悲剧》，主要是为了指出南线战场乃至整个抗日战场初期失败的某一部分内在原因，但却着重于国民党反动派对热心抗日救国的知识分子及其它进步力量歧视迫害的揭露抨击。这部作品又名《尚仲衣教授》，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尚仲衣出身较富裕，自幼受到严格教育，到美国留学后回国当教授。1938年上半年，尚仲衣教授和一批进步文化人参加了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宣传组，出任上校组长，活跃在韶关，翁源一带，满腔热忱地宣传抗日，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但是，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不仅没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和肯定，反而受到了刁难，打击和迫害。他被“遣散”后，不幸覆车身亡。《天才的悲剧》正是通过尚仲衣教授的不幸遭遇，强烈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知识分子的罪行，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共鸣。这部中篇最早发表在《文艺阵地》上, 1940年5月由桂林南方出版社出单行本，1947年4月由香港文生出版社再版。当作品刚问世时，编者即写信给作者，称赞是篇成功之作。南方出版社还特意作了介绍推荐，指出“全书四万言，在生动流利的字中，洋溢着作者的真挚的感情，是传记文学的一种新型作品，与作者的其他作品相比较，显出另一种风格。”香港文协也曾为之举办了座谈，予以肯定。当然，也有人提出非议，认为它既不像小说、传记，也不像报告文学。但作者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学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形式考虑得太多容易束缚作者。诚如他在《我怎样写<尚仲衣教授>》文中所云：“你想怎样写，才能写得更好一点，你就那样写吧。”这是不无道理的。

短篇小说《回乡》，则通过一女青年学生曹碧珍，冲破了重重阻力投考了广西地方行政干部学校，毕业后满怀希望回乡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但横遭封建地方势力和落后群众偏见的围攻，理想破灭的坎坷遭遇，抨击了封建恶势力对抗战生机的扼杀，塑造了在抗战洪流中，报国无门的另一类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

反映伟大的时代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表现年轻一代的成长，这是司马文森小说创作的另一特点。短篇小说《路》，写一对青年夫妇分道扬镳的故事。男的叫陈梗，女的叫李芳。李芳是一位有志气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抗战爆发后，她满怀抗战激情参加战地工作队奔赴前线工作，精神焕发艰苦奋斗；陈梗也有过一股抗战热情，但却贪恋后方生活，留在国民党某军事机关。由于他惯于巴结钻营，平步青云，早已把当初的抗战热情抛入九霄云外。3年后，李芳回来探亲，目睹其生活奢侈，营私舞弊，极为反感，便想离开，陈梗则以物质享受，金钱地位诱惑，挽留她，即遭到其严词斥责：“你自己忘记了你应尽的义务，在战士们的骷髅堆上过喝血日子，还要拖人下水。”“你以为我是回来给你当装饰品的？笑话，你把我看成怎样的一个人？你现在也许嫌我穿得难看，长得黑，不像个人样，但这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只有那些悄悄的躲在大后方，在战士们的骷髅堆上养肥自己的人，才是可耻！”言毕即愤然返回前线，继续战斗。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在当时是很发人深思的。而他们所走的不同道路，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篇小说《宋国宪》，写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的1945年9月13日，发表于《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号。是根据作者在广西融县和罗城县龙岸一带担任抗日纵队政治部主任时，身边一个18岁勤务兵宋国宪的事迹创作的。宋国宪的经历并不复杂，他念过书，是个独仔，诚怕父母反对，便偷偷报名参加志愿兵，决心抗日救国。不久，桂林沦陷，他慌忙突围，赶到融安加入抗日游击队，当名勤务兵。但他不安于职守，迫切希望能扛枪上战场杀敌。加上他在突围时丢了枪，又有点书呆气，被同伴们讥为“傻子”，冷眼相看。他委实过不下去，便离队到乡下去。在一次战斗中，他用柴刀砍死两名鬼子，夺了轻机枪，遂身价高百倍，为村民们所崇敬。接着，又扛着这架机枪重回游击队，屡立战功，被誉为“来自民间的人民英雄”，广为传颂。作品中虽以幽默的笔调嘲讽宋国宪的稚气、傻气，但始终突出其正直善良，有骨气的一面。尤其是他那一心为抗战，爱枪如命的“傻劲”，更令人过目难忘。当他从鬼子手里夺得机枪回到树里时，便有人给1万元高价买枪，他说：“我为这挺机枪，受过人家多少闲气，不卖，交100万元也不卖！”当游击队五大队长亲自动员他交出机枪支援游击队时，他郑重其事地说：“我不能给，……一个军人和他的武器，就正如一个人和自己生命一样，我不卖，不给任何人！”游击队后来准备给其晋升为分队长来表彰其战功，他出人意料之外不愿意干，而愿当个班长，继续扛机枪参加战斗。综上所述，宋国宪从一个被人讽刺、不屑一顾的“傻子”，成长为名声大震的战斗英雄，靠的是勇气和决心。其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和机枪相依为命，战斗到底的精神更值得称道。它暗示大家：抗战虽胜利了，但斗争并未结束，决不能放下手中枪。这就是《宋国宪》的典型意义。

勇于探索，正确表现爱情生活，是司马文森小说创作的又一特点。抗战初期，国统区文坛上曾出现了两种极端，一种是所谓“抗战加恋爱”，另一种是千篇一律充满“冲呀”、“杀呀”，过分强调抗战内容而忽视艺术性。对于进步作家来说，爱情题材确成了禁区，谁敢于问津，便会被扣上“与抗战无关”的帽子挨骂。司马文森克服了重重阻力，冲破禁区，连续创作了几部爱情中，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雨季》，既是司马文森的头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探索爱情题材的尝试。作者写这部长篇，是由于深受一个真实的爱情悲剧所感动。目的是为了表现，“一个真正的人性的觉醒”。青年夫妇孔德明、林慧贞，虽都是知识分子，但由于彼此的家庭出身和爱好各异，因此，他们的结合，貌似美满幸福，但“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纯粹是建筑在彼此的利害关系上”。林慧贞爱的是孔德明有钱，孔德明则因为林慧贞漂亮，可当“装饰品”。轰轰烈烈的抗战运动，唤起了林慧贞强烈的爱国心，痛下决心改变“像囚犯一样的被幽禁着”的环境，重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追求新的爱情与幸福。恰在此时，孔德明远行到昆明创办新厂，他的大学同窗好友、广东游击队政工部主任方海生出差来到桂县（上海沦陷后孔德明将纺织厂迁至此），突然出现在林慧贞身旁。他同情林慧贞的处境，向她讲述革命道理，介绍战地生活。林慧贞深受感动之余，爱上了方海生，而且简直爱到了发疯的进步。但方海生拒绝她的爱，不辞而别，返回前线。林慧贞也终于悄然离家出走，离开优越富裕的家和患病的独生子，来到了古岑儿童教养院教唱抗战歌曲，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故事便这样围绕着孔德明等三者间的矛盾冲突而展开。林慧贞和孔德明爱情的决裂，势在必然，林慧贞爱上方海生，表明其敢于追求真正的幸福。林慧贞的爱被‘拒绝之后，没有倒下来，继续冲破家庭牢笼，投入抗战洪流中去，是其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值得称道。但是，林慧贞对方海生的追求，显得有点刻毒自私，甚至不择手段，几乎到了失却人性的疯狂地步，则是不足取的。作者对她这种爱情至上主义，是同情多于批判的。表面看来，他们三者间的爱情纠葛，难免有落入旧俗套之嫌，但绝然不同于以往的“三角恋爱”或所谓“抗战加恋爱”。我们看到的，是新时代的娜拉，富有反抗精神的新女性。林慧贞不迷恋小家庭，不图享受，不向封建势力低头，毅然投奔新潮流，追求光和热的勇气和精神，鼓舞了广大的知识青年，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被当时评论界誉为：“在抗战中觉醒了”，“要求热情，要求粗亢而战斗的爱”，“大胆向旧社会向幽囚过多少女性的牢笼宣战”的“青年而贤惠的女性”。

这部小说颇具艺术特色，感情浓烈，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炽热的情怀。每个人物都倾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司空见惯的某些景物描写，揉杂了作者深厚真挚的感情色彩，常常达到了情景交融的美妙境地。如当方海生陷入强烈的思想斗争时的雨声描写，就不落巢臼，相当出色：

“从昨晚午夜起，雨果然下了，而且一直下到这时还未曾停止过。他一个人，在这孤寂的狭隘的室中，无聊的踱着，站着，倾听着那雨点打在屋瓦上的声音。有时他站到窗口去，看见滴溜前，水滴像断珠似的，一颗一颗的密集着滴了下来，正如一个女人的跟泪，无休止的滴溜着，那雨水潭中却幻出一副面孔，一副熟识的逗人怜惜的苍白的面孔，他感慨着，那面孔遂消失了。这炒豆似的雨点的滴溜声，使他又起了幻觉，觉得他已经站在前线了，那不就正是千万架机关枪的声音，那雷鸣，就正像敌人大炮的轰击呵！它勾起了他一缕情思，使他想起了敌人的扫荡，和成千成万弟兄为了坚持自己的阵地而捱受的苦难。……”

在这里，你根本无法分辨出哪些是纯粹的写景哪些是抒情。而且同是雨滴和雨声，却随着人物奔腾起伏的内心活动而起变化，成了泪声、枪声、炮声，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产生了共鸣。作者在展开景物描写时，还熟练地运用了象征手法，收到了预期效果。如题目《雨季》以及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关于讨厌的霉雨的描写，就是象征着皖南事变后桂林沉闷的政治局势，并暗示雨过天晴，阳光普照，反革命黑暗统治只是暂时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关在孔德明厅中笼里的金丝鸟，则象征林慧贞的孤寂处境。而后写笼断鸟飞，则意味着林慧贞的觉醒。小说结尾，写孔德明劝说林慧贞归家无效，回家路上无意中见一群飞雁掠空而过，后面掉了一只倦乏得快飞不动的孤雁，更寓意深长，发人深思。至于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和细节刻画，也是楚楚动人，相当成功的。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有些情节和对话欠缺推敲，显得过于冗长拖沓。人物形象的塑造尚欠丰满。尽管这部小说尚有不足之处，“对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迎接新中国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文学争夺阵地方面作出了贡献”。不少知识青年受了《雨季》的启发教育，被重重阻力，走向革命道路。正如野曼在《抹不去的脚印》一文中所说：这部小说“曾叩动过我青春的心房。当时，我就是在司马的启迪下，怀着在‘雨季’中被压抑的感情，写下了组诗《绿色书简》，……司马那‘倔强的声音’，也曾煽动过我，去追求那隐藏在云层中的阳光”。

继《雨季》之后，司马文森再次探索爱情题材，陆续写了两个中篇爱情小说《希望》和《折翼鸟》。《希望》是作者拟写的三部既相连又独立的中篇之一（另两部是《战地》，《流亡》）。它反映了一个青年剧团在抗战运动中的成长过程；开始，由于爱情纠纷，几乎使剧团濒于解散。后来，年轻的文艺工作者经受了艰难磨练，正确处理了爱情关系，宁愿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的需要，完成他们的战斗任务。这部小说发表后，被出版界誉为“一篇有血有泪的作品”。《折翼鸟》塑造了一个和林慧贞截然相反的典型——虔。她曾同小说中的，“我”有过一段恋情，后来同茹结婚；茹不幸去世；她带着遗孤想逃脱封建牢笼，向“我”倾诉热烈真挚的爱，但最后还是屈服于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通过“虔”的爱情悲剧，向封建社会制度及封建礼教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较之他抗战前期之作，均渐趋成熟，尤其是后者，更富有感染力。擅长抒发感情，工于心理刻画，把一个年轻寡妇不堪寂寞，大胆追求新的爱情的热烈神态心情，写得委婉动人，传神逼真。对象征手法的运用，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如以较长的篇幅，描写一只被暴风雨摧残而断了翼的白鸽的挣扎，造成了一种令人惋惜怜悯、惊心动魄的气氛和效果，唤起联想，更利于主题思想的表达。这部小说，被香港的评论界誉为“是司马文森的另一个杰作”。

司马文森小说创作题材相当广泛，除上述作品之外，还创作了反映大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夜寒》，于1943年下半年被国民党图书检查机关列为禁书，不给出版发行。同年，创作，出版了反映一个残废青年自学奋斗成为画家的经过的长篇小说《人的希望》。还有充满异国情调的儿童小说《菲菲岛梦游记》和《渔夫和鱼》。中篇小说则有《王英和李俊》、《落日》、《转形》、《湖上的忧郁》等。短篇小说集有《一个英雄的经历》、《奇遇》、《孤独》等。他还打算写一部约100万字的长篇，替被人瞧不起的广大“救亡分子”“申冤申冤”；人物约100多个，按抗战分期分三部分来写。作者称这为“狂妄”的“计划”。至于具体内容，作者“打算暂时不宣布，到时自有分解”。该书后来因湘桂大撤退，他转而参加了游击战争而辍笔。

除了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也能体现司马文森杰出的文学成就。如这时期创作出版的报告文学集《粤北散记》，散文集《过客》，就是当年桂林出版的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请看当时出版界的评价：“大家都以为司马先生只是一个小说家，却不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他底文章风格的清丽，情感的丰富蓬勃，早已为一般读者所公认。《过客》是他五年来所写的散文作品的总集，里面充满了作者对于现实的热爱和憎恨，刻画出在抗战中各种严肃的和荒淫的身影，可以说是近年来颇为难得的散文作品。”细读司马文森的散文作品，觉得这种评价是确如其云，当之无愧的。只是限于篇幅关系，不拟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