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文森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成就（三）
作 者：丘振声 曾有云 魏华龄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
64在文艺创作上，充分显示了司马文森的才华。而在文艺理论方面，同样也表现了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理论水平。他除了踊跃参加各种文艺座谈会，在会上独抒机纾，发表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见解。而且还针对某些不良的创作倾向和错误的文艺理论，撰写了一批富有战斗力的理论文章。
概括起来，有如下几方面：
一、反对轻视文艺普及工作，主张文艺深入士兵。抗战初期，文艺界曾展开了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热烈讨论，有助于“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贯彻。但在抗日文艺队伍中，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轻视普及，不愿下乡下部队的现象。尤其是不重视士兵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司马文森立即写了《把文艺种子传播到战壕，兵营里去》，指出：“大众是能接受抗战文艺的”，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有大部分人把抗战文艺运动局限在出版文艺杂志的圈子里，还只把它局限在写文章上面。”并大声疾呼：“抗战的文艺运动也应该成为群众的，打破只编文艺杂志、写文章的圈子，把种子传到各村庄，工场，特别是营房和战壕去，是在师以下部队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在《论“文章入伍”》一文中，他进一步论述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与文艺大众化之关系，指出抗战以后，在文艺界上有“文章下乡”和“文章入伍”口号的提出，“这与文艺大众化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它是现阶段文艺大众化更进一步，更具体化的表现”。怎样做好“文章入伍”工作？他提出了具体设想：“一、彻底纠正一般带兵长官政工人员，对宣传品尤其是对士兵宣传品的轻视态度，认为是狗皮膏药，说来骗骗人的心理。二，在营以上设立文化输送站，解决战线上运输的困难。三、每战区必须创办小型士兵通俗周报一种。”司马文森如此了解、关心士兵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这与他曾深入军队做宣传发动工作不无关系。只有熟悉下层士兵的苦衷，掌握了实际情况，才能有矢中的地提出并分析问题。值得提出的是，像他这样理论联系实际，敢为一般士兵说话的文章，在当时还是寥寥可数的。
二、正确估价抗战文艺，强调暴露与讽刺。抗战前期，随着文艺要不要为抗日战争服务论争的展开，文艺界又发生了如何反映抗日的现实生活，要不要暴露黑暗等问题的论争。接着，又鉴于张天翼暴露国民党官吏假“抗日”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被日本报刊翻译过去，问题的争论又再度掀起。大部分进步文艺工作者认为，暴露黑暗问题，是国统区进步文艺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文学创作上仍然需要暴露与讽刺。《华威先生》所代表的暴露黑暗的创作倾向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并不抵触，不会造成消极影响。但，也出现了相反意见。其论调之一，便是认为“在这个真正的生死已到了最关头的时候，作家们不去写前方，却在写后方；不去写我们的战士如何英雄杀敌却来暴露自己的弱点，比如什么发国难财呵，某某包庇走私呵，真真是岂有此理”。结论便是：抗战文艺在“朝低潮走”。针对这种论点，司马文森痛加驳斥，针锋相对地指出：“在我看来，这不但不是低潮，不是退后，反之却是一个新的开展，从创作上来说已使我们的写作主题更深入和扩大了。从写作技术上来说已进入到能够描写形象，表现正确的地步了，为什么还说是退步？”
文学要不要暴露和讽刺？司马文森的回答是：“在彻底执行文艺服务于抗战这一正确目标底下，我们不止应该去表现这些有害于当前抗战的不良现象，且应该是每个工作（者）当前最主要的写作任务。因此，在这时，我们不仅要提倡鲁迅的杂文，且要多多的提倡以带有讽刺性、暴露性的短篇小说，小故事，及短剧等。”关于《华威先生》，他则认为，“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曾替我们画出了一条新的写作路线，……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得努力，还得更多方面的，去发掘，去表现，须知只有使这些卑鄙恶劣的不良现象彻底澄清，才能使我们的抗战更和胜利接近。”司马文森如此独具只眼的论述，于当时是无懈可击，于今也是言之成理，发人深思的。
三、戏剧工作者必须到乡间、前线去，在民众、士兵中生活呼吸。抗战爆发后，戏剧成了宣传抗日救国的轻骑兵，街头剧，活报剧的创作、演出盛极一时，影响很大。但也存在着种种不良倾向，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怕苦怕累，热衷于在后方大城市中作“学院式的表演”。对此，司马文森作了深刻生动的描绘：“要是某些地方，已经成为，或将成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话，那么就有许多戏剧或非戏剧团体，凑热闹似的挤到那儿去。当你跑进这些工作者的住所；第一眼看见的，是大部分工作同志都在忙着，问明了原因，才知道原来是为了‘排戏’。接着，他们就会热情的告诉你：这是为了某种纪念或运动，‘排’给民众看的！”除此，“应酬主义”的演出也很盛行。针对这种怪现象，司马文森也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抨击，指出，“某些团体喊要到前线去，已经半个月了，好容易找到机会，要到前线去，于是事前先替自己宣传了一番，临走时又发了告别XX同胞书，最后慷慨激昂的走了。他们只到离前线还有三四百里的集团军部，或者是军部便不走了，人家招待他们，他们便也软软的留下。他们在那儿开始施展身手了，作着‘战地活动’，对那些不用宣传的人进行宣传，士兵同志要看戏吗？慢一步来，我们忙着演给官长看。这样一再的作着应酬演出，然后再回到后方来，第二天报纸就登着自己拟好送去的新闻，对市民作报告说；某某工作大队‘已从前线工作归来了！’”由于存在着“学院式的表演主义”和“应酬主义”，严重地阻碍戏剧为抗战服务，“在广大的地区中，有千千万万真正的民众，正在渴望着教育，渴望着宣传，却永远也得不到机会”，“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抗战的辉煌前途，甚至于为了工作者自己，我们都不能对这错误加以宽容！”为了扭转这些不良倾向，真正发挥戏剧宣传、动员群众，努力为抗战服务的作用，司马文森对戏剧工作者发出强烈呼吁：“有千万人在牺牲，流血，以至死亡，我们就不能更牺牲一点，更吃苦一点吗？抗战已转入第二期，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切实更合实际的工作及其方式，那种表演式的作风时代已经过去了。抗战需要着：戏剧工作者到乡间去，到真正的前线去，在民众中，在士兵中去生活呼吸！”
此外，在继承中外古代文学遗产，发展儿童文学创作，文艺工作者的地位作用和战后中国文艺展望等问题上，司马文森也做了一番探索，并阐发了颇有见地的观点。如怎样对待中外文学遗产？他认为，“我们不否认世界文学是有许多珍贵的作品，可以给我们借鉴或学习的，特别是苏联、法国。不过我们也不能过于看轻自己，太看轻自己，过分的尊重人家也有危险的。作为一个研究者，人家累积下来的遗产固然不能不设法去了解，用功去研讨，对我们自己祖先遗留累积下来的，也不能一概抹杀，整理文学遗产的呼声已叫了许久了，结果也只是喊喊而已。作家说：要建立民族形式必须先对过去的文学遗产来一番清理工作，这是对的，但我希望不要又是喊喊而已。”对于战后中国文艺展望，“司马文森虽赞同战后必须加强肃清文盲的工作，但战时的创作自由的限制，却也是不可忽视的阻碍文艺进步的原因”，“战后的作品，我以为不必降低迁就，那时读者的水准自然会慢慢提高”。他不满进步文艺工作者“小的是被看不起，大的就要吃不少冤枉”的社会现状，“非常厌恶那些把文化人看成垃圾堆的人”，充分肯定他们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指出：“中国有今日成就，打了六年仗，我们还能在桂林‘安居乐业’，四强之一的荣誉也得到了，除了将士的艰苦奋斗外，就不能不全沾这批‘救亡分子’的光了。而我们那些靠‘国难’起家的人，却动不动就把‘救亡分子’，视为虎狼为鱼肉，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文森抗战时期在桂林进步文坛上，引人瞩目，卓有成就。桂林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国统区文化中心，跟司马文森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奠定了他成为我国有影响的现代作家的基础。可惜正当他大有作为之年，他服从党的需要从事政治外交工作，只能在百忙中抹暇零星写作。更不幸的，是被“四人帮”迫害夭折，使这颗闪烁一时的文坛红星过早陨落，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艺界的一大损失。
原载《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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