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钟敬文先生
作 者：苏韶苏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七）
358钟敬文，1903年3月出生，广东海丰人。我国当代著名的民俗学家。在现代文坛中被郁达夫称为“清朗绝俗”的散文家、诗人。20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陆安师范，193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神话学、民俗学，后曾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任教。1949年至2002年1月10日去世前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诗词学会副会长和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顾问等。抗战时期曾在桂林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个时期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一个闪光的亮点。
一
1938年的春天，钟敬文先生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从杭州辗转来到了桂林。当时的桂林已聚集了许多抗战文化火，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又有大批文化人云集，使桂林成为抗战后方的一座文化城。一时间，桂林文人荟萃，书店林立，画展不断，浓郁的抗战文化氛围交织出一幅爱国情感与思想火花碰撞的图画。钟先生置身在这个令人热血沸腾的环境中，心头涌动的同样是满腔的爱国热情。
在桂期间，他把家安在了榕湖附近的马房背，这里地处市中心，能更强烈地感受时代的气息。桂林当时虽是后方，但白天常有日军的飞机来捣乱，不时在城里城外扔炸弹，搅得百姓不得安宁。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钟先生仍坚持研究民间文艺，密切注意民间，文艺在抗战中的新发展。他以强烈的民族意识把学科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把自身融入抗战洪流之中。那时他任教的江苏教育学院，在漓江东岸七星山下的栖霞寺附近，他经常过漓江走花桥去给学生上国文课，把古代民族英雄舍身为国的动人故事讲给学生听，生动灵活地把抗日救亡的思想融于教学当中，大大激发了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热情。
作为一个在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作家，他和其他作家一道坚守文化阵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桂林分会理事，多次参加文艺专题讨论，举办文学讲座。在1941年9月26日“文学创作上的言语运用问题”的讨论会上，钟敬文根据自身从事民间文艺、民俗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实践，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学作品语言的‘中国化’，应该克服语言的欧化现象，这一方面是中文的清洁运动，一方面也关系到中文的进步。”在讨论怎样把大众的语言精炼为文学的语言时，他说：“应当学习民众语言的构成法。并在学习的同时，对民众语汇加以选择，去掉不重要的坏的部分，保留精彩的好的部分，再加以提炼和改造。”这些在创作中该运用、学习大众语言的问题，现在看来虽然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包含着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当时却是文人进行创作中所遇到的一个思想障碍；认识模糊不清的问题。以此为题展开讨论，有利于作家们更好地创作出贴近生活、服务抗战、为大众所接受的作品。解决了这个困扰着作家们思想的模糊认识，抗战文艺创作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钟先生一直提倡学习民间文艺，从五四以后便开始搜集民间歌谣、民间传说等作品，研究民间文艺对社会的作用，并在努力运用民间文艺的朴实、清新风格进行创作。所以他在文学语言的中国化问题上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1942年他在桂林出版的诗论集《诗心》就以朴实的语言将这种创作意识形象地加以总结：“深沉的忧苦，是诗人献给‘真理’的特定礼物。”“作品里的血肉，是由作家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能够从人生琐碎的事像中看出深刻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作家的本领。”“没有装饰，有时候却是更高级的装饰。”“诗人的第一件功课，是学习怎样去热爱人类。”“日常的生活中有浑朴的诗情。”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战争使他把自己的情感同祖国与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那朴实无华的语言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二
抗战不仅为钟敬文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民族意识，还为他的民俗民间文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他越来越感到，只有从民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去研究民间文艺和研究民俗，中国的民俗学才会有真正的发展。
1938年夏天，他与著名的漫画家丰子恺先生全家毗邻而居，朝夕相处，共叙感受。两人曾在战前互通书信，在桂林见面更是一见如故6丰子恺先生和在桂的美术家一道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手中的画笔是他们与敌人战斗的武器。他们举行各种画展，并以民间艺术宣传抗战，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1938年底，木刻家赖少其在继承民间年画的基础上，创作了抗战门神，这件作品在1939年春节受到了抗日军民的喜爱，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发行销售了一万张，这一现象对于一直热情关注民间文艺如何为抗战服务的钟先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为艺术家们以民间艺术作品来教育群众而感到欣喜，为之振奋。他深知，传统年画是中国人的精神依托，它记录了历史，向往着未来，散发着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光芒，认为美术家们能自觉对这种民众在春节时用以驱邪逐疫、祈祥求吉的年画进行艺术上的再创作，从而起到宣传抗战的作用，无疑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这种现象激起他为探究民间艺术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于是他写下了那篇带有“社会实践”观念的论文《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他在这篇写于1939—1940年的文章中指出：“抗战以来，民间艺术的搜集和探究运动，显然有极大的进展，在民间艺术的各部门中，受到最大注意的是民间歌谣和民间乐曲。在过去多年的民间艺术搜集和探究的历史中，民间歌谣固然占有很大的地位，但是，民间乐曲，则是一向被冷视的。除这两种以外，像民间木刻、民间绘画及民间戏曲等，都受到以前不曾有过的关心和探究。目前这种运动正在不绝地急速向前进展。”并提出当时民间艺术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三项：“甲，一般的或个别的民间艺术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的条件；它对于社会文化的反作用。乙，一般的或个别的民间艺术形式和内容及彼此间的联系性、统一性等。丙，一般的或个别的民间艺术的客观评价；它可能用于抗战建国过程中的群众教育及伟大的新艺术创造的一定程度。”他认为民间艺术探究进展的新机运正在成熟，呼吁“艺术界的同志们……即刻伸出手来，给这个有着无穷希望的学艺园地做一些开荒、培植的功夫。”
19431年秋，钟先生又写了一篇文章《被闲却的民间艺术》，再次呼吁“民间艺术，它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民间艺术，他的搜集和探究工作，是不容我们等闲看待的！”并在附记中谈到了三年前写于桂林的《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可见这篇文章已经在他心目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
桂林，作为抗战文化城养育了许许多多铮铮铁骨的文化人，也使许多文化人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钟敬文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抗战的洪流中，钟先生自觉地将学术研究扎根于丰厚的民族土壤，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完成了思想上的飞跃。这个飞跃可以说是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完成的，是桂林抗战文化城孕育的结果。正如1982年钟先生在《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中写到的那样：“抗日战争对于我的学术思想（包括民间文学思想），是一个颇为重大的冲击。它加强了我的社会实践的观念。在30年代前期，我已经自觉地把对民间文艺和民间文化的搜集、研究，跟教育民众、提高民众文化等同题联结起来(自然，它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了抗战时期，因为动员·和教育民众的普遍和迫切的需要，一般需要，包括民间文艺，为这种需要服务的问题就被提到我们眼前了。”
1983年钟先生来桂林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外国文学科学规划会议，阔别40余年重游故地，他依然对抗战时期在桂林的日子充满感情，写下了一首诗，表达了他40年前的心境：
战时曾寓古南门，
霹雳妖雷切齿闻。
谁识传经心事苦，
花桥风雨往来频。
由上可见，磨难出诗人，同样磨难也会为民俗学家的成长提供机遇和成长的土壤。
（作者单位：桂林群众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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