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文森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成就（一）
作 者：丘振声 曾有云 魏华龄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
530司马文森( 1916-1968)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归侨作家，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文艺活动家和卓有贡献的外交家。在烽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中，他同广西结下了不解之缘。1939年春，司马文森离开了广东韶关，风尘仆仆，终于来到了西南文化名城桂林。在这里，他度过了极其艰难的五、六个春秋，一直坚持战斗到1944年夏桂林沦陷前夕。桂林被日军占领后，他仍留在广西桂北开辟抗日游击区，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广西到广州。他以饱满的战斗激情和大无畏英雄气概，始终活跃在桂林抗日文艺运动中，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并以饱蘸情感的笔触和惊人的毅力，创作了一批熠熠生辉的作品，丰富了我国抗战文艺宝库。
抗战时期的司马文森
一
春寒料峭，夜幕初降，喜怒参半的司马文森，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和画家黄新波等一道抵达桂林。承蒙周钢鸣等老战友的盛情款待，暂宿太平路《救亡日报》社。乱离重逢，分外兴奋。但，乐极生悲，过于喜悦，反倒勾起了韶关那令人愤慨而又心寒的往事的回忆。广州失守后，满腔热血想执笔为抗日大业奔走呼喊的司马文森，却只好置个人的爱好于党的决定之下，违心地到国民党军队做统战工作，随余汉谋的第四战区长官部（后改由张发奎管辖），迁往韶关，翁源等地。司马文森和、“抗宣队”等的热心宣传抗日，却招致了张发奎忌恨，成了“眼中钉”。因而监视，讥讽、污辱接踵而来。最后，空有“少校”官衔的司马文森，终于和当时党组织的负责人石辟澜及尚仲衣教授、黄新波等，以“嫌疑重大”之罪名被遣散。他和新波来到了比较民主抗日的桂系营地桂林，而石辟澜和历经千辛万苦从广州迁移韶关的“抗宣队”同志们，却仍面临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尚仲衣教授则不幸覆车身亡。追忆往事，缅怀战友，历历在目，彻夜难眠。……
翌日，征尘未除的司马文森，把悲愤深深揉在心间，雄姿英发，精神抖擞地接受了党组织的新安排，到杨东莼同志出任教育长的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担任“教导员”，并驰骋于桂林进步的抗日文化运动中，成为这场如火如荼的斗争热潮的中流砥柱，名标青史。
司马文森来到桂林之后，并不是闭门埋头写作，而是“为大局着想，不计较个人利益”，满腔热情地献身于进步的抗战文艺事业，在促进桂林文艺界的团结和推动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上，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他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简称“文协”桂林分会）自始至终地大力支持协助，便是其中一例。文协桂林分会是在党的领导下，桂林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团体，在领导桂林文艺界的抗日救国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该会自1939年10月2日成立以后，每年改选一次理事。司马文森连任六届理事会理事，和王鲁彦、巴金、夏衍、田汉等同志一道，积极从事该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分别担任出版组、组织部、儿童文学组等项负责人。该会发起组织的各项活动，他都事无巨细，带头参加。当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时，文协桂林分会曾两次组织作家们，分别在《救亡日报》和《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给予声讨。他和夏衍、艾芜等著文愤怒声讨汪逆，打响了全国文艺界讨汪第一炮。他还及时配合分会的布置，利用其主办的刊物《文艺生活》，出版《寄慰苏联战士》专号，发表了《桂林文协电慰苏联人民》、《中国诗歌界致苏联人民书》以及欧阳予倩、邵荃麟、熊佛西、黄药眠、韩北屏，芦荻、张安治、余丽亚等著名作家、诗人、画家的文章、诗歌，热情歌颂和声援战斗在反法西斯战争第一线的苏联战友。并代表杨东莼同志参加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筹备工作，为加强中苏团结而奔走尽力。为了培养文艺青年，分会曾办了两期文艺讲习班，他主讲了《文艺写作过程研究》等课，他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出色的斗争艺术，积极参加分会发起的“保障作家合法权益”运动，和茅盾、田汉、胡风等一起被推选为九人领导小组成员，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压制民主，破坏宣传、出版自由的罪行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保障了作家创作自由和合法著作权益。
为了及时指导、推动桂林抗战文艺运动的蓬勃开展，司马文森毫不知倦地参加各进步文艺团体举办的座谈会，如应邀参加《戏剧春秋》社主持的《国家至上》，《包得行》演出座谈会。出席《文学创作》社熊佛西主持的《战后中国文艺展望》座谈会。1941年桂林乃至整个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曾出现过低潮，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更好推动新的一年的文艺工作，他以《文艺生活》社的名义，于11月19日主持召开《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座谈会，邀请田汉、邵荃麟、艾芜、宋云彬、杜宣、许之乔、孟超、吕复、魏曼青、徐桑楚、胡危舟、伍禾、雷蕾等新老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到会，欧阳予倩、熊佛西、葛琴因故缺席。并将座谈会记录整理，在《文艺生活》上全文发表。他综合与会者的意见，针对这一年文艺刊物“纷纷的停刊。作品在量方面减少，质方面贫乏”的局面，总结了八点原因：“（一）作家们在写作时，深感现实主义的困难，所受的限制太多。（二）文化中心转移，大批文艺作家离开原有的文化据点。（三）交通困难，影响到书籍杂志的流通。（四）物价飞涨，生活日益艰难，作家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纷纷改行，写作时间自然受了剥削。（五）文艺理论的批评贫乏，作家失却领导。（六）受局势的影响。（七）作家生活逐渐地和现实脱节。（八）市侩主义又在文艺运动中抬头。”接着，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文艺低潮中的某些发展，如杂文“非常盛行”，戏剧“相当活跃”，长诗、翻译作品增加，“在内容和表现技巧上，且都有了进步”，最后提出了新的一年文艺运动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应该如何克服主客观的困难。（二）应如何继续展开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并切实实践。（三）应如何建立文艺理论和批评。”以上意见，虽不能誉之为完美无缺，也有值得继续探讨之处，但在当时整个国统区来说，则是独一无二的，既是对1941年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回顾、总结，也对新的一年文艺运动指明了方向。而对于今天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抗战文艺，无疑也是极为珍贵的参考资料。对于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事业，他也是一名热心者。1940年他具体负责文协桂林分会出版部儿童组工作后，紧接着在11，12两月中，先后主持召开了“当前儿童读物之优缺点”，“儿童文学座谈会”，“儿童戏剧座谈会”，“儿童戏剧报告会”等多种形式会议，对促进桂林儿童文学，戏剧创作演出和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撰文批评轻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工作的错误倾向。如在《夜记》文中谈到，“少年读物的编纂供应问题，现在似乎又重新的引人注意了，……这工作的开始被注意无论做得好与坏，总是一件可喜的事。不过，我们也不应以它的量的众多为满足，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它的质是否已经比从前提高了，能否满足我们青少年读者的要求。”他还带头创作了《菲菲岛梦游记》，《渔夫和鱼》等一批童话故事，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
司马文森不仅时刻关心文坛的新动向，在理论上认真探索造成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低潮的原因，为掀起抗战文艺运动新高潮而大造舆论，而且以实际行动，力促新高潮的到来。正当文艺刊物纷纷停刊，出版业日趋萧条冷落之际，他暂时抑制住强烈的创作冲动，大办文艺刊物，为振兴桂林的出版业而废寝忘食，操劳不息。单以1941年这年为例，他便创办了大型的文艺月刊《文艺生活》，并和刘建庵，张安治，胡危舟，马卫之，杨纪、宗维赓，李文钊等发起组织艺术新闻社，编辑出版《艺术新闻》，担任社委。主编出版《文艺生活丛书》以后，还应聘为桂林国光出版社的编辑，编辑出版多种文艺书籍。《艺术新闻》以报道艺术消息，介绍艺术作品为主，独树一帜。《文艺生活》则是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杂文、随笔、剧本和文艺评论，主要撰稿人有郭沫若、欧阳予倩、夏衍、田汉、邵荃麟、艾芜、周钢鸣、穆木天、熊佛西、骆宾基、黄药眠、何其芳、碧野，姚雪垠、林焕平、陈残云、秦似、秦牧、沙汀、王西彦、何家槐、罗荪、柳亚子、孟超、欧阳凡海、许幸之、韩北屏、臧克家、卞之琳、邹荻帆、芦荻、聂绀弩、靳以、曹靖华，焦菊隐、张安治、余丽亚等，实力雄厚，几乎包括了全国各地的知名进步作家，艺术家，充分显示了司马文森的杰出的组织才干和活动能力。该刊经他苦心编辑，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眼前，深受全国各地读者欢迎，顿使萧条沉寂的桂林出版界增添了生气。在出版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该刊坚持按月出版，至1943年8月被国民党广西当局勒令停刊为止，共出了3卷18期。在宣传抗战救国，抨击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进步文艺期刊。关于此时他的生活、创作情况，曾引起新闻界的重视，1943年9月25日桂林《大公报》曾以《桂林作家群》为题，报导了他的近况：“《文艺生活》奉令停刊后，司马文森的太太，又添了一个掌上珠，衡量得失，倒也令他苦笑。他的长篇小说《夜寒》被检扣了，另一个长篇传记文学《画家的一生》初稿完成，在修改中。目前，他厌倦于短篇的写信，生活虽不十分艰难，而当你在街上碰到他时，他那奔忙和不修边幅的样子。你是不能说他生活过得优裕的。”
胸襟阔达，善于团结同志，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关心贫病作家生活疾苦，这是司马文森的一大美德，也是其赢得大家莫大信任的原因。他热心辅导、培养文艺青年，尽力扶持他们。对老作家和战友，更是赤诚相见，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郭沫若诞辰50年，田汉诞辰44年，他都前往热烈祝寿，并在其主办的《文艺生活》上出版“纪念特辑”。鲁迅逝世三、四，五周年纪念日，桂林均举行大会，他每次都大力支持，积极参加。除在《文艺生活》杂志上出版“纪念专辑”外，还在会上发表激情奔放的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亲切缅怀，热情歌颂鲁迅的可贵战斗精神，号召大家“要发挥先生韧性的战斗精神，挥起驱魔杖和他们周旋到底，抗战到底！一直到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独立获得之后！”夏衍的名剧《心防》（欧阳予倩导演，由广西艺术馆实验剧团演出）首演成功，他为之喝彩，应邀出席座谈会。茅盾的新作《霜叶红似二月花》刚问世，他便和留桂作家巴金，田汉，胡仲持、艾芜，端木蕻良、黄药眠，周钢鸣、孟超、林焕平等发起召开座谈会，给予肯定，并联名发一快邮代电给远在重庆的作者深表祝贺。对于别人的成就，他由衷地高兴，对于战友的困难，他设心处地，关怀备至。1944年夏秋之交，湘桂大撤退，桂林火车站拥挤不堪，好车厢早给达官贵人霸占，有顶篷的货车也已堆满了人，连用以截铁轨的光扳车，也无插足之处。艾芜一家老少东求西托，均无法上车，正陷入穷途绝路之际，司马文森见状，立即动员其学生帮艾芜一家抢上了光扳车。等送走了战友之后，他匆忙撤离桂林。但一到柳州，却陷入窘境，诚如当时报纸所说，“彷徨在柳州的司马文森……挈妇携雏，和艾芜一样的狼狈。文章无地发表；可怜的稿费收入也绝了来源……司马文森向友人诉苦说：‘设法活下去，成了最迫切的问题，今后行踪，不能予卜’”。此时此地的司马文森一家的苦状，可想而知。是年8月底，王鲁彦不幸于桂林病逝。噩耗传来，司马文森暂置家庭困境于不顾，旋即和邵荃麟、曾敏之，端木蕻良等，重聚桂林，刊讣告，写悼文，发起募捐，救助遗孤，筹备追悼会，奔忙不息。冒险在战火中开完王鲁彦追悼会，妥善安置遗孤，于桂林沦陷前夕最后一批撤离桂林，表现了马司文森舍生为战友的可贵品质。司马文森助人为乐的精神及舍生为友的品质，给人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不少同志回顾当年的战斗生活时，都深情地谈到这一点，如夏衍同志在缅怀《救亡日报》、（桂林版）经历时，说“我永远不能忘记在极度困难中支持过我们的朋友和同志，而这些朋友和同志中，有不少人，如杨东莼、田汉、司马文森、孟超……都，已经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永远离开了我们”。去年我们访问艾芜同志时，他也念念不忘当年最困难时关司马文森对他一家的援助。
尤为宝贵的，则是司马文森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他处处听从党的召唤，勇挑重担，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皖南事变发生后，桂林空气骤变，风雨如磐，夏衍，范长江，周钢鸣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被迫撤往香港。但司马文森坚决服从党的决定，冒着随时有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的危险，留下来承担联系和领导桂林文化系统地下党员的工作。“事情相当忙”，任务“相当沉重”，上级党派来联系的人却又迟迟未到。然而，疾风知劲草，他“无犹豫，无担忧，是共产党员就不怕烈火来考验！”沉着冷静地分析，处理好错综复杂的问题，完满地执行党所交给的任务。后来，当他携妻带女夹杂在逃难人流中来到柳州之后，他考虑的并不是继续往贵州、重庆西撤，而是照样斗争下去。于是，他征得党组织的同意，举家深入桂北山区开辟抗日游击区，出任纵队政治部主任，狠狠打击敌人，直到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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