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抗战时期在桂林的诗创作探微（下）
作 者：魏华龄
出 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五）
209七、田汉抗战诗作特色
夏衍在《悼念田汉同志》一文中说：“假如说有天才的话，那么，我认为田汉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诗才敏捷，这是谁都知道的。他可以随时写出一首非常精彩的诗来。”抗战时期他在桂林就是这样，一首首诗作随时随地而出，不但“非常精彩”，而且富有鲜明的特色。这些特色，具体表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1．表现抗日救国的重大主题
在田汉创作的各类诗中，抗日抒怀诗是直抒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胸臆之作，像《庆祝西南剧展兼悼剧人殉国者》，盛赞“戏剧兵”在“浩歌声里请长缨，争与吾民共死生”的英雄气概；《过昆仑关战场》是诗人与严恭于1940年2月到昆仑关前线慰问抗日将士所作，表现我军以“仙女山”为指挥所，以山头的“奇石”作掩蔽，打得“倭师几处留残垒”，像当年宋朝大将狄青在这里击败侬智高一样，立下了赫赫“战功”；《宜山遇旧》作于1944年湘桂大撤退前夕，诗人回忆了和奉命驻守桂柳的国民党将领张发奎在上海“南桥当日共安危”的情景，奉劝他不要消极悲观，不要“引镜成惆怅”，鼓励他拿出1938年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劲头来，“再为光明呕肺肝”。
除抗日抒怀诗外，其他如观剧诗、剧中诗、题画诗、祝寿诗、赠友人诗，也无不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救国意识。如《题蔡楚生作（黄坤逃难图）》，作于1942年2月14日，反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文化人夏衍（即诗中的“黄坤”）同蔡楚生等一起，逃离香港重返桂林的情景，称赞他们尽管“眼昏路不熟，心急脚愈懒”，还是坚持“仆仆道路间”，“一身余肝胆”；《桂林赠龙积之》，作于1942年，5月，表彰85岁高龄的“积之翁”，像当年抗法英雄唐景菘（桂林地区灌阳县人氏），主动请缨杀敌一样，“六十年间恨未平，几人投老请长缨”的爱国激情；《赠四维剧社儿童训练班女学员瑾玲》，作于1944年西南剧展期间，称道瑾玲和她同时代的“小字辈”抗战剧人演出的平剧《江汉渔歌》效果不错——“西南剧展献江汉，渔歌唤起众志坚”，鼓励她们“抗日报国齐协力，能歌善舞鼓动员”；《怀柳亚子》作于1941年12月，叙述柳老在香港沦为敌手之后，辗转来到桂林的情景。前四句描写日军侵占香港的景况：“一夜香江万户哗，炮声如吼弹如花。飞来海国熊熊火，惊破沙龙澹澹茶。”柳老被迫离开香港后，虽然“待归梨里已无家”，但他“誓扫倭氛犹有笔”，他手中的笔仍不停地在战斗。
总之，田汉的诗表现了抗日救国的重大主题，讴歌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如火如荼的时代，他的“诗都是战斗的，都是跟反动派或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的事情作斗争”。几乎可以说，田汉抗战时期在桂林创作的诗篇，无不蕴含着抗战，抗战救国成了他诗作的主题和精华。他的一篇篇诗作，都是和时代的脉搏在一起跳动的，时代精神的强光，在他诗作的字里行间闪耀。他的诗“是时代的速记，是人民的代言人”。
2．具有鲜明的可歌性
田汉的诗既能供读者阅读，也能供音乐爱好者歌唱。换言之，他的诗相当一部分属于能歌的诗。他来桂林之前，已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能歌的诗，经作曲家谱成歌曲后广为传唱。来到桂林后，他创作的诗篇，也有不少被作曲家谱成歌曲。除前面提到的《南山之什——为沫若兄五十寿辰而作》以及《新兵歌》之外，《七七两周年献礼歌》，也是一首能歌的诗，当时在广西师资训练班任教的作曲家吴伯超给它谱了曲，并由陈洛配合唱，歌名易作《抗战两周年纪念节献礼竞赛歌》，在桂林庆祝七七抗战两周年军民联欢会上演唱，歌声雄壮、激昂，表现了“军民团结得像铁一样坚”，“光明就在眼前”的壮志豪情，甚获好评。
阳翰笙在《先驱者的丰碑——读<田汉文集>》一文中，对田汉创作的大量能歌的诗这一特色，给予了充分肯定，举出《开矿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打长江》、《青年进行曲》、《黄河之恋》、《热血》等能歌的诗篇，“经聂耳、冼星海、张曙、任光、贺绿汀等音乐家谱曲，曾经风靡全国，为几代人所传唱”，特别是“作为国歌歌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已传遍世界各地，成为我们国家尊严、民族精神的象征”。著名音乐家吕骥在《悼念我们的田汉同志》一文中，也高度赞扬田汉诗作能歌的特色——他“写的诗词，为我们无产阶级音乐发展铺下了坚实的路基，记录了我们民族为解放、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战斗的时代”。据统计，解放以前，用田汉能歌的诗谱成的歌曲有80多首，田汉的不少诗篇，就是在插上音乐的翅膀后而长留在人间的。其中，当然包括田汉在桂林创作的《南山之什——为沫若兄五十寿辰而作》，《抗战两周年纪念节献礼竞赛歌》等歌曲。
以往，人们对田汉的诗——尤其是对他那些能歌的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它的社会价值，是忽略了的，一讲到田汉，就只讲他在戏剧上的成就（诚然，这是完全也是首先应该讲的），很少甚至不提他的诗。这是对田汉的不公，也是对诗创作——特别是对能歌的诗的不公。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田汉能歌的诗“在我国音乐史上开辟了无产阶级音乐的道路”，他是我国“新音乐的保姆”，也是我国的“新音乐运动之父”。这个评价笔者认为是恰当的，现在是应该把田汉能歌的诗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来予以评价的时候了。
3．诗风热情、乐观、豪放
文如其人，诗也如其人。田汉热情、乐观、豪放、开朗的性格，也充分反映在他的诗篇里，1943年春，抗敌演剧五队从柳州赴云南前夕，五队一位女青年与四队一位男青年，在柳州举行订婚仪式。田汉闻讯喜出望外，立即写了《贺演剧队员订婚》。诗中说：“同为人间觅自由，盈盈明月隔银流。月圆露重龙潭路，一片歌声贺女牛。……新郎捉得新娘子，笑把香糖笑嘴投。”这首诗，既表现了诗人对这对在抗日烽火中结成的革命伴侣的热情祝愿，也揭示了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人们依然向往着自由、幸福和美满的爱情。
1944年7月，田汉与桂林文化界的陈残云、华嘉、苏夫、于逢等人，到桂北前线全州慰劳抗日将士，欣逢文化人散生兄，喜作《全州遇旧》。诗中说：“相逢且尽干杯少，等是天涯文化兵。”表现诗人在敌人重兵压阵、桂林危在旦夕之际，还是那么开朗、乐观。据田汉的得意门生——著名京剧演员李雅琴回忆说，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田老总是乐哈哈地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们总是有办法的！”后来，“我们总是有办法的！”这句话，竟成了桂林文艺界的口头禅。《全州遇旧》这首诗，是田汉对未来前途充满着信心，对抗战胜利抱着乐观态度的内心表露。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不难看出，田汉真不愧是“性格豪放，感情激越、热烈，是一位带有浪漫色彩的富于战斗精神的戏剧诗人”。
4．旧诗与新诗交融并进
正如郭沫若在《先驱者田汉》一文中所说：“田汉多才多艺，旧诗做得满好。”他自己1 939年在给桂林版《救亡日报》记者的信中也说过：“弟于旧诗无根底，但近两年来颇爱使用此种诗形，有时亦能道出多少情趣。”这说明田汉对旧诗的“诗形”颇爱使用的。他在桂林的诗创作中，如《和柳亚子诗两首》、《端午节和柳亚子》、《佛西嘱题》、《赠马君武》、《寄沫若》、《桂林赠龙积之》、《寿欧阳予倩》、《寿夏衍四十生日》、《观小金凤演<游龙戏凤>》等诗篇，都是按照旧体诗的“诗形”来创作的。其中《赠马君武》诗曰：“等有心香礼摆伦，自由雄叫动星辰，诗人老去豪情在，种出南华几树春。”田汉对马君武博士是十分敬仰的，他自己说他从小就喜欢读马君武博士翻译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诗，并深受其影响。他对马博士“自归桂林，雅爱观剧，年来主持桂剧改进会，致意桂剧演员教育”，“推进革命文化，老而弥笃”，“种出南华几树春”赞赏不已，因而创作了这首七言绝句。诗的结构、节奏、韵律，都严格按照绝句诗的要求来写。像《赠马君武》这样的绝句诗，在田汉创作于桂林的诗篇中占了绝大部分。
田汉是我国“戏曲改革的先行者”（周扬语），也是我国旧体诗改革的先行者，这与他是一位“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开拓者”（阳翰笙语）不无关系。田汉不仅热衷于创作旧体诗，对探索写新体诗也颇下了一番功夫，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连诗翁郭沫若也称道他新诗写得好，尤具“自由豪放”之风。他为庆祝郭沫若50寿辰创作的《南山之什》和《七七两周年献礼歌》都是不折不扣的新体诗的上乘之作。1944年2月创作的《八年以来——颂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是又一首新体诗佳作，全诗如下：
八年以来
戏剧工作者
经历了无数的艰难，
仍继续在奋斗，
继续在呼唤。
但别忘了啊！
敌人还没有倒，
失地还没有还。
祖国要求他的儿女们，
贡献更多的血汗。
于今——
春到人间，
在江山胜处，
我们集合在一起
来观摩，
来检讨，
来联欢。
我们要把戏剧
——从内容到形式——
提到更高的阶段，
使它和抗战建国
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
紧密相关。
还有是如何：
改革生活，
供给剧本，
排除困难。
同志们，
宝爱这机会吧！
我们要和衷共济，
我们要沥胆披肝。
用我们大伙的力
使浩阔的波澜
推及全国，
使巍峨的铜柱
矗立西南。
这首新体诗，在结构上冲破了旧体诗的框架和格律，显得自由而奔放；在句法上，在以七言体为主的基础上，采取多种言体相结合的手法，灵活而多变；在节奏上，由于突破了“七言体”二二三的音节模式，读来铿锵有力，这对表现诗的主题是大有裨益的。
郭沫若曾用一句话评价田汉——“他是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笔者认为，抗战时期他在桂林创作的大量诗篇，也是“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
（作者单位：广西社科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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