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桂林抗战文坛上的功绩——兼驳当年所谓“研究巴金”、“批判巴金”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曾被誉为国统区抗日文化中心，我国享有盛誉的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茅盾、巴金，均曾先后到过桂林，对桂林进步文化运动起过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住桂时间最长的是巴金，他前后三次到桂林，第一次是1938年11月底到1939年2月，第二次是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第三次是1942年10月至1944年5月8日，在那漂泊不定的艰难的日子里，他积极从事桂林抗战文艺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创作了一批作品，还主编《文丛》，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和其他国内外名著100多部。对于郭沫若和茅盾这时期在桂林的建树，已有不少专著、专论予以充分肯定。但巴金的努力和贡献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而是褒贬不一。甚至1940年底在桂林掀起了所谓“研究巴金”、“批判巴金”运动。

这场“研究”、“批判”运动来势之猛，大出巴金意料之外，他不禁慨叹道：这事“仿佛预先约好似的，发起之后，在一个地方便接连出现了不少响应文章”，“我像一个候判的罪囚等候着研究的结果”。在这喧嚣一时的批判风浪中，不少文章借“研究”之名，行攻击巴金之实。有的对巴金进行人身攻击，嘲讽什么“在出书狂的今时，巴先生印书多赚钱，是值得我敬佩的，然而，从作品的观点说，巴先生距离成功的程站，和读者的需要与理想，实在还相距相当的遥远。有的则蓄意诋毁巴金作品的思想性，说巴金的作品“沉郁的气氛都相当浓厚，比光明的期望来得强烈，这对于纯洁的青年人，好像难以获得良好的影响”，读后“便使人大大的失望了”，“结果，给予青年的，只是一肚幻想而已”。有的极力抹杀巴金作品的艺术性，说他“文章过于玩弄词句，便容易流于柔靡”。还说“他写小说全是用中学生惯用的字眼，所以受中学生欢迎。”也“有人责备巴金先生写得不够深刻”，“患了严重的赘疣的毛病”，“就算其中有些生动的故事，已失掉了艺术的严肃性，使人越读越觉无聊”，因而“对巴金先生深表失望”。有的竟然挖苦巴金，质问：“为什么一个人要用那么多万的文字和用差不多的技巧再三地去写‘差不多’的主题呢？这除掉拿作者生活的单调狭窄来解释外，还能够说出些什么重要的原因呢？”有的进而谣传巴金弃笔从商，甚至给他的抗战作品无端戴上安那其主义的帽子。不一而足，横加贬抑，大有咄咄逼人之势，给巴金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诚如他所云：“朋友不宽恕我，敌人不放松我。”

关于巴金所蒙受的这次围攻，鉴于多种因素，至今在国内基本无人提及，只是孙陵在其《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一书中，略有披露。而在我访问过的一部分当年战斗在桂林的老作家中，对此似有难言之隐。他们虽也一致肯定巴金当年的文学成就，但却只看到其埋头写作的一面，往往忽视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这是不公平的。正确评价巴金当年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其成就，以正视听，无疑是适时而有意义的。

一

1938年10月20日，广州沦陷前两天，巴金和萧珊及兄弟李采臣、朋友林憾庐，带着《文丛》第二卷第四期的纸型，离穗乘船到梧州，停留5天。然后乘船到石龙转柳州，又改乘汽车到桂林，希望能在桂林会见更多的朋友，有个较安定的环境，多做点有益于抗战的事。

巴金抵达桂林，下榻漓江东岸朋友林憾庐家里。他征尘未除，疲劳未消，便以满腔激情，踊跃投身桂林的抗战文艺运动中，主要有如下几项活动：

1．积极筹备，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工作。

文协桂林分会，是在党的领导下桂林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组织，它在促进桂林乃至西南地区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文艺的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发挥了应有的战斗作用。巴金在桂林时期，始终热情洋溢地参与这个组织的领导工作。

1938年11月30日，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指示在桂林从事党的宣传、统战工作的夏衍出面，在月牙山倚虹楼召开座谈会，讨论文协桂林分会的成立和开展抗战文艺运动等问题。巴金和刚从广州、武汉来桂的周钢鸣、林林、高兰、林憾庐、谷斯范、艾青、王莹、杨朔、特伟、白薇、李辉英、张周、田一文、陈紫秋、董每戡、丽尼、王语今、欧阳凡海等出席会议。会上，他和夏衍被推举负责协会的筹备工作。翌年四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式推定总会在桂的理事巴金、夏衍、盛成三人为文协桂林分会筹备委员。文协桂林分会于1939年10月2日正式成立，巴金因事离桂赴沪，没有来得及参加。但文协桂林分会的成立，与巴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41年12月7日下午，巴金到广西剧场参加文协桂林分会第二届年会，通过为死难文艺工作者募捐、要求提高稿费、限制印刷费、筹设文艺家宿舍、举办文艺晚会等项决议，并被推选为第三届文协理事。 12月12日，巴金到广西艺术馆出席文协桂林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商定常务理事及其分工，并商议决定组织“文协受难同志救济委员会”筹备委员、提高稿费、最低每千字12元、自动税最低百分之15%、接待由港回桂文化人等问题。

1942年3月，巴金离桂林赴成都、重庆，处理书籍出版工作，并成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成都分社。10月14日，由重庆返桂，12月3日，他出席文协桂林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与田汉、欧阳予倩、王鲁彦、邵荃麟、柳亚子、秦似等一起当选为文协第五届理事。

1944年3月19日下午一时，巴金参加文协桂林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设立西南文艺工作者联谊部、响应当前宪政运动、与印刷界加强联系、出版定期刊物、编印文艺年鉴及丛书、恢复文艺讲习班、加强与国际友人联系、介绍优秀作品出国等重要提案，并和田汉、欧阳予倩、邵荃麟、艾芜、柳亚子、黄药眠等当选为第六届理事。

文协桂林分会的工作，到1944年9月上旬湘桂大撤退时宣告结束。在从筹委会到六届理事会中，巴金除了第一、二、四3届离桂林未能参加外，只要他在桂林，他都被选为文协理事，为文协做了大量的工作。

2．呕心沥血，献身桂林进步文化出版事业。

抗战时期的桂林，是个蜚声中外的文化城，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出版业兴旺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出版的文艺期刊有110多种，书店出版社（当时的书店也兼出版）100多家。巴金主编的《文丛》半月刊和文化生活出版社，颇具影响，后者可说是桂林出版界的中坚。《文丛》是大型文学月刊，1937年3月在上海创刊，由靳以主编。上海沦陷后，巴金协助靳以在广州复刊。自二卷起改为半月刊。1938年9月下旬，靳以去四川，巴金独当一面负责《文丛》第二卷第四期的编定、校对、付印工作。广州即将陷落，为了让此期问世，“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巴金宁肯少带行李，也要将此期纸型带走。几经辗转努力，好不容易在人地生疏、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于1938年12月23日在桂林出版。诚如巴金所云：“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交通阻塞’和‘物资缺乏’的限制外，我们的工作还不断地受到敌机轰炸的威胁。用一两个‘平民’的有限精力和时间来克服这种种的障碍，在这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毕竟忍受了白眼、吞食了悲愤默默地尽力去做了。”紧接着，又连续出二卷五、六期合刊，有巴金、罗淑、丽尼、靳以、骆宾基、邹荻帆等的作品，作者阵容相当强大，在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受到了欢迎。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由吴朗西于1935年在上海创办的，巴金担任总编辑。主要是编辑出版中外文学名著，是我国现代出版业中的生力军，久负盛名。上海沦陷后，搬迁重庆、桂林等地，巴金继任总编辑。他虽然写作异常繁忙，但仍从百忙中腾出时间，一丝不苟、呕心沥血地从事该社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期间，他从不以名家自负，不谋私利，不计得失，既未领过版税，也未拿过工资，埋头苦干，连一些最为某些人所不愿顾及的琐屑事，如代作者从报刊上剪辑文稿，编纂成书，看校样，跑印刷厂，搞出版，等等，均默默去做，毫无怨言。经他竭尽心血浇灌，先后在桂林编辑出版了《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刊》、《译文丛书》及其他文学著作，据统计约有100部左右，为广大读者输送了精神食粮，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佳作，充分体现了巴金对于祖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忠诚和热心，令人敬佩。

3．团结老作家，扶持新作者，极力促进桂林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

抗战时期的巴金是一位常常用自己的光和热为别人添温加暖的人。他与挚友林憾庐、缪崇群、施居甫亲密无间的关系暂且不说，就是与他关系一般，甚至素昧平生的青年作者，他也是急人所急、助人为乐的。一位香港作家忆及此点时，念念不忘地说：“巴金在桂林时个人生活也紧张，但朋友有困难，他不会视而不见的，而且还常常为远方的朋友筹医药费及帮助要到重庆去的朋友筹路费。可见他不但活得好，活得硬，而且活得无私。”对老作家王鲁彦的关心，更是其中明证。由于过度劳累和生活贫困，在桂林主编《文化杂志》的王鲁彦肺病缠身，到了1944年2月，病情越加恶化，巴金十分关心，多方宽慰并给予经济援助，还和端木蕻良等向社会发起募捐，为王鲁彦解决医药费用。

对于别人的成就，巴金由衷地高兴。1943年10月20日，他带头出席《自学》杂志社和《读书俱乐部》（当时桂林《广西日报》副刊）为茅盾新作《霜叶红似二月花》（桂林华华书店发行）召开的座谈会，充分肯定其成就，并和田汉、艾芜、端木蕻良、黄药眠、胡仲持、林焕平等17人联名去电重庆向作者表示祝贺，一致公认这是“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

对于老作家如此，对于青年作者，更是热情支持、帮助。巴金在从事编辑工作过程中，十分重视培养青年作者，努力发现才华出众、有发展前途的新作家。虽然他手头尚有几部大作要写，但仍抽出大量时间，精心修改青年作者的稿件，想方设法促成其作品问世。曹禺和艾芜等著名作家的成名处女作如《雷雨》、《南行记》等，都是经巴金亲手编辑出版的。他和艾芜素昧平生，直到《南行记》问世后才在桂林谋面认识。接着又为艾芜编辑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逃荒》，并在《后记》中指出：“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13)抗战时期艾芜在桂林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与巴金的热心帮助分不开的。年轻女作家罗淑（原名世弥），默默无闻，即使在其亲朋之间，谁也不曾发现过她的文学才华，她也是在巴金的发现、帮助下一举成名的。但她不幸早逝，巴金怀着痛苦的心情，在极短暂的时间里整理、抄写、出版其一生仅有的三个集子《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并亲自撰写后记。《地上的一角》系作者的初稿，写得较为潦草，巴金就在桂林漓江东岸六合路一间小木板房里，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一字一句细读草稿，精心修改誊写。由于巴金的努力，才使这位优秀作家的遗作永留后世，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宝库。1961年罗淑的部分作品译载英文版《中国文学》，受到外国读者的喜爱和关注。

巴金就是这样通过编辑出版工作，团结了一大批新老作家，培养了不少青年作者，在其周围慢慢地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创作队伍。他还为《救亡日报》、《广西日报》、《中学生》、《自由中国》、《笔部队》、《文艺杂志》、《当代文艺》、《文学杂志》、《国民公论》、《宇宙风》等桂林进步或中间力量的报刊杂志撰稿，支持这些报刊杂志，繁荣桂林出版业。

4．热心参加各项集会、演讲。

巴金写作和编辑工作异常繁忙，但只要对促进抗战大业有利的活动，他都毫无推辞地踊跃参加。除了上述文协桂林分会的工作外，他还应邀参加其它各项活动，单就1938年11、12月和1941年记载为例，便有4次之多：

1938年11月28日，巴金和胡愈之、陶行知、鹿地亘夫妇等，出席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主持的招待会，为加强同广西当局的合作，促进桂林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而努力。

同年12月28日，巴金同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等，应邀到广西大学演讲。他就国际形势变化与我国抗战有利之点，“详为发挥，历四小时”。这对不善辞令、极少演讲的巴金来说，实属罕见。

为了庆祝湘北大捷，并促进桂林文化界的团结，1941年10月6日（中秋夜），巴金和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等发起桂林文化界团圆会。与会者百余人，每人捐三元慰问军费，气氛热烈，效果良好，广西当局还派程思远到会讲话。

过了两天，巴金又和田汉、靳以、钟敬文、何家槐、聂绀弩、陈占元，应邀参加司马文森以《文艺生活》编辑部名义召开的座谈会，讨论有关抗战文艺形势和创作等问题。

以上我们看到，只要对祖国的抗战大业有利，对加强文艺界大团结有利，巴金都踊跃参加，尽力而为，从不以名家自居。他焕发了极大的爱国热情，站在斗争洪流中，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

二

巴金在桂林从事社会活动和编辑事务之余，以其强烈的爱国心，高度的责任感和饱含情感的笔触，争分夺秒，埋头创作。据不完全统计，在桂林期间，他创作了56篇作品和1部长篇小说，还翻译了几部世界名著（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成果相当可观。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小说和散文方面。

1．小说创作

《火》第三部，又名《田惠世》，共19章，是巴金抗战三部曲之一，也是作者在桂林创作的惟一长篇小说。写于1943年4月初，成于9月底，在《广西日报》上连载。写作时间前后有5个月，时写时辍。作者自认为过于“草率”，“不是成功的作品”o但我认为，这部小说毕竟是反映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是巴金在抗战时期以笔当枪参加抗战的表现之一。此书曾使国民党反动当局不快，一度被禁止发行。

这部小说是以桂林《宇宙风》杂志主编，林语堂兄弟林憾庐的身世为素材写成的，主要反映“正进、善良、谦恭、笃守教义”的老基督教徒——田惠世一家的命运。作者通过田惠世的思想活动和遭遇，表现了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里，生活在国统区的积极要求抗战的正直知识分子、善良的宗教信徒，是无法找到出路的，从而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努力支持抗战的正直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形象，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短篇小说《还魂草》和《某夫妇》，是巴金抗战时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还》写于第二次到桂林后不久的1941年12月4日，发表于1942年1月15日桂林出版的《文艺杂志》创刊号。全文长达4万字，发表时注明是中篇小说，描写了作者在重庆沙坪垻生活书店楼上度过的一段经历。通篇激情横溢，沁人肺腑。尤其是善于抓住富有特征的细节，以极省俭的笔墨，抒发了作者强烈爱憎，引人共鸣，发人深思。

巴金在抗战时期，尤其是在桂林的日子里，无数次目睹了大后方人民在日寇狂轰滥炸下的深重灾难，激起对日寇暴行的满腔仇恨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这种感情，常常自然流于笔端，倾注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作者写完《还魂草》之后，又于同月27日，撰写短篇小说《某夫妇》。作者以第一人称写法，反映了温和明方一家的不幸遭遇。这篇小说同《还魂草》一样，虽无曲折情节，却写得深痛委婉，感人至深。而主题思想则比《还魂草》更为深刻，它既揭露、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抨击讥讽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也反映了大后方进步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忧郁积愤。

应该指出：擅长于长篇巨著的巴金，至今写过将近100篇短篇小说，与其长篇相比，分量不算多，而整个抗战时期，短篇小说写得更少。《还魂草》、《某夫妇》这两篇反战短篇小说，不仅是我国抗战期间短篇小说的力作，而且也是巴金短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在其著作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国内外一些论述巴金短篇小说创作的专著，均以《某夫妇》、《还魂草》为例，作了重点分析。

2．散文创作

巴金的散文，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至今已出版25部散文集，约100万字左右，包括回忆录、游记、感想、随笔、杂文、小品文、通讯、序跋等。单抗战期间，便创作出版了七八部散文集，其中在桂林便出版了4部：《无题》（1939～1940年），《旅途通讯》（1938—1940年）、《废园外》（1938—1942年）、《旅途杂记》（1940—1942年），收录在桂林创作的大部分散文。还有的收在《怀念》（1938—1946年）集里。为了论述方便起见，大致可分为游记、悼文、散文诗、序跋等四类。

①游记。这方面的文章，按写作时间先后有：《梧州五日》、《民富渡上》、《别桂林及其他》（包括《别了，桂林的夜！》、《在金桂通车中》、《金城江》）。这些出色的旅行游记，有别于一般的游山玩水的记载，以浓烈的感情色彩，记述了作者撤离广州，漂泊梧州、柳州，来去桂林和途经金城江的所见、所闻、所感，有各地的景物风尚，城乡面貌，也有民间疾苦，敌人的暴行。既是沿途各地自然风光的速写，也是抗战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录。尤其是对敌人狂轰滥炸的强烈控诉，对被战火蹂躏的灾民的深切同情，几乎占据了这些作品的主要篇幅，充分表现了作者高度的责任感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②悼文。在桂林期间，巴金的一些好友不幸死于贫穷疾病，使他深感痛惜，为此，他挥笔抒写了回忆和纪念文章，借以悼念亡友。先后发表了《悼范兄》、《生<给一个友人>》、《怀念》、《纪念憾翁》等，这些散文，既为我们提供了作者的某些生活、思想、创作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又了解到作者当时某些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作者又通过当时相处间感受最深、最足以说明亡友性格特征的细节，为我们塑造了一批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坚韧不拔、努力献身于文化工作岗位的杂志主编林憾庐；甘受贫困，至死坚守教育阵地的教师陈范予；单纯善良，勤奋创作的散文家缪崇群；贤惠温顺，临危不惧的女作家罗淑。有的纪念文章，还通过对亡友的深深怀念，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感叹和认识，从而深化了文章的思想。

③散文诗。巴金十分崇敬屠格涅夫，不仅翻译其小说，还翻译其《散文诗》，并且受其影响，写作了不少散文诗。《龙·虎·狗》和《废园外》，是抗战期间创作出版的两部散文诗集，《废园外》其中除《废园外》一篇写于昆明外，《火》、《长夜》、《寻梦》、《怀念》、《灯》五篇都在桂林写成的。这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散文诗，富于哲理性，别具一格，发人深思。《火》写于1942年9月22日，作者从阳朔乘船回来，因船蓬里的小方灯突然熄灭，而触发联想起四年前上海沦陷时，隔河房屋夷毁，民众惨死的可怕回顾，萌发了盼望抗战胜利早日到来之念头。《灯》写于1942年2月，以激越之情，高歌光明，作者明确指出：“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除了以上三种类型的散文，巴金在桂林还以高度责任感，创作和发表了不少序跋，它们既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阅读、研究，又是精彩多姿的论述性散文，难能可贵。

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对巴金的那些偏见，就会一清二楚：那是对巴金的误解或歪曲，是无视铁的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是出自无知，便是有意的诋毁。

谎言毕竟不堪一击，群众的眼光尤为雪亮。尽管某些人企图给巴金脸上抹黑，肆意诽谤其人格，贬低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离间他同青年读者的关系，但桂林广大读者始终与巴金心连心，他们十分尊重、爱戴巴金。有的投函报界倾诉由衷之情：“《火》第一部鼓舞了我和别人的勇气，巩固了我和别人的信仰，我们更要正确的斗争指示，希望巴金先生早些把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写给我们，更希望最后胜利早日来临！”当巴金《火》第三部刚完稿，《广西日报》即刊布喜讯告慰读者：“文学家巴金先生所著长篇小说《火》第一部、第二部，均已先后出版，一纸风行，受读者之欢迎，现《火》之第三部（一名田惠世）已经全部脱稿，兹本报商得作者同意，特自今日起在本报晚刊副刊《十字街》逐日连载。巴金先生文笔纤细，寓意深刻，读者早有口皆誉，今《火》之第三部尤为其抗战之力作云。”为了批驳那种攻击巴金的作品“只适合中学生”、“赘疣”、“令人失望’’的论调，有位因香港沦陷脱险抵桂的文化人著文畅叙其所见所闻：当我路经“东江一个岭的小营地，竟然有青年的士兵躺着看《秋》，歇下脚来闲扯，知道他也是一个‘巴金迷’。他并知道青年士兵爱读巴金的书的也不少，这于我是个新发现，以前总以为巴金的爱好者是中学生及一些家庭青年，断料不及军队中竟也有他大批读书者”。一位中学教师严正地指出，“巴金到底是否安娜其呢？我们无权利空口嚼舌地肯定‘是’或‘否’，更不能在巴金的创作中随手拈一两个个别的现象来作论断”，“一手是无法掩尽天下耳目的”，对巴金这种缺乏确切证据的随意批判，到头来“反使读批评的人怀疑是种中伤”。真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不错，早期的巴金，曾经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他崇拜过俄国、法国的安娜其党人，反对一切专政，但即使是那时，他也仍然是个热情澎湃的爱国者，他始终是仇恨黑暗势力，追求光明，支持革命的。正如鲁迅所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娜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巴金对那些凭空挂给他一个安娜其的招牌的人，极为愤慨，他说：一些“吱吱喳喳”的名文，“居然在我的小说里发现了安娜其，连忙用他贫弱的脑筋给安娜其下一个意义，不幸他们自己就弄不清安娜其是什么”。

巴金是个和蔼可亲、不任意发火的人，但他多次为此深怀不满，极为愤慨，这是不无理由的。我们从抗战时期巴金在桂林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笔中，根本就看不到安娜其的半点影子。诚如他在《火》的《后记》中所说：“我写过、译过几本解释‘安那其’的书；但是我写的、译的小说和‘安那其’却是两样东西”，“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至于说巴金作品里全是中国学生惯用的字眼，所以青年爱读，巴金则认为“这无非表示他比我程度高，至少是大学生甚或是文豪学者，惟恐别人不知。这便是文豪学者之类的所谓‘研究’了”。还有攻击巴金“印书多赚钱”、“弃文经商”，他更嗤之以鼻：“钱并不给我增加什么。使我能够活得更好的还是理想。”

应该指出的是。面对着这些无休止的批判，巴金仍是宽大为怀。他虽气愤，也仅像上面引述那样只在书的《后记》中顺带作了些解释而已，从未著文正面与之论理。但他的忍让却未换得气势汹汹的批判者的丝毫收敛，反而愈演愈烈。于是，他忍无可忍，终于以《死去》一文予以回敬。文中极其愤懑地加以抨击，“那些人每天来，或者隔一天来，或者隔四五天来，来了总要说，说的便是这类话。他们还怕埋在我墓里听不清楚，每次总用什么东西把我墓上的泥土挖去一些，直到后来某一次棺盖见了天，他们便举行大会，全体围绕棺盖站立，来一个集体唾骂”，“我看到几个歪歪斜斜的字：浅薄，落后，不通，错误”。真正是“死了也还不能清静”！文章在桂林孙陵主编的《自由中国》新一卷第四期（1941年11月25日）发表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诋毁攻击巴金却并没有因此匿声灭迹。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文艺现象。既有来自敌方面的攻讦，也有来自抗日进步文化队伍中左的文艺思潮的干扰，还有其历史渊源。1985年3月25日，著名作家王西彦在桂林接见笔者访问时，就曾语重心长地说：“批判巴金，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时，就有一种‘左’的观点，认为巴金不够革命。其实，巴金在桂林团结了一批作家，是桂林抗日文艺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可惜当年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还不够；未能很好团结他们！”不能更好地发挥以巴金为主的这批卓有影响的老作家的作用，这是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作者单位：广东深圳市社会科学院）